敦煌户籍里的“应受”与“已受”：均田制到底实行了没有
某校历史社整理敦煌出土的唐代户籍残卷（约八世纪初），抄出如下信息：某户标注“应受田一百亩”“已受田三十三亩”，其中永业田十亩、口分田二十三亩，永业田内有五亩旁注“卖”字；同卷另有六户，已受田均不足应受田之半，最少的一户只有十二亩，且该户被注为“课户”。社员又查到同一批文书中的一份差科簿，按户等列出各户应负担的户税与杂徭，前述那户的负担并不因其已受田不足而减免。此外，吐鲁番出土的给田文书显示当地属“狭乡”，实际给田数额更低，而《田令》本有“狭乡减宽乡之半”之文；敦煌文书所属年代跨越百余年，各卷所记授田额并不一致，另有一份文书提到该户曾以永业田五亩“贴赁”与人。讨论时出现两种意见。甲说：应受与已受相差近七十亩，可见均田制只是一纸空文，从未真正推行。乙说：户籍上把应受、已受逐一登明，连“卖”字都注明，正说明制度被严格执行，否则何必如此繁琐。指导教师没有裁判对错，只要求小组约定：不得只引用单户数字下结论，须写明推理步骤，并回答两人的推理各自在哪一环上出了问题、还可以补充什么材料来检验。
1. 甲、乙两人的推理分别在何处出了问题？请分别指出，并说明判断均田制实际运行状况应遵循的方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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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*甲的问题：把“足额授田”当成衡量标准。**均田令本身规定“狭乡减宽乡之半”，口分田在特定条件下还授，永业田在限度内可继承，说明制度的设计目标是登记并限制既有土地占有、保证赋税徭役有承担者，并不是平均分配土地。以“未达应受额”直接推出“从未实行”，是把制度文本中的理想参数当成了执行标准，同时忽略了宽乡与狭乡的差别--敦煌、吐鲁番多处狭乡，授田不足本在制度预期之内。
**乙的问题：把“登记行为”等同于“执行效果”。**户籍逐项登明应受、已受，只能证明官府在做土地与户口的登记，不能证明授田足额，更不能证明占有均平。永业田旁注“卖”“贴赁”，恰恰透露土地已在流转、制度的约束力有限；差科簿显示负担并不随授田不足而减免，说明这套登记首先要解决的是赋役摊派。若只因“登记得如此细致”就断言“严格执行”，是用文书的行政形式替代了对实际效果的检验。
较稳妥的方法：
- 区分制度文本（田令）与实施记录（户籍、给田文书、差科簿）；
- 分层观察：地域上的宽乡与狭乡、时间上的不同年代、户等与课户不课户的身份差异；
- 把授田率当作一个分布来看，注意“多数户口授田不足”这一整体事实，而不是抓住单户数字作极端推论；
- 追问文书的功能：户籍为赋役而造，其数字本身就是制度运作的产物，须从“为什么这样记”入手。
2. 若要进一步判断均田制在当地的实效，还应补充哪两类史料？分别说明它们能解决什么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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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*第一类：赋役征收与土地流转的实践记录。**如手实、差科簿、户税与杂徭的征收簿、土地买卖与租佃契约、寺院与豪族的田产记录。它们能回答的问题是：登记亩数与实际负担之间是什么关系？租庸调按丁、按户征收，地税按亩，如果负担与授田额脱钩，就说明这套登记的主要功能在赋役而非均分土地；契约则能显示土地流转的规模与合法性边界，检验“制度约束力”究竟有多强。
**第二类：制度调整与官方议论。**如诏敕、地方官奏疏、判文、墓志中关于勋田、赐田、职田的记载。它们能回答：制度为何屡屡调整（人口增长、兼并加剧、财政需要），以及特殊土地占有如何侵蚀均田的基础。
**理由：**户籍只是“纸面”登记，单靠它无法区分“制度未行”与“制度照文本运行但目标另有所在”。只有把登记、征收、流转、立法四条线索互证，才能从纸面走到实际。补充时还要注意材料的性质差异：契约反映双方合意，奏疏反映官员立场，判文反映司法实践，各自有各自的偏向。